明朝之所以后期撑不住，很多人都表示是土地兼并的轮回，但是历史是螺旋上升的模式，每一次螺旋都相似，但是也有不同。明朝的问题归根结底确实是土地的问题，但是又不全是土地问题，其中有一个部分也是不容忽视的，就是商人问题。
说起明代商人，后世最常见的认识是明朝商人地位低，主要依据来自朱元璋的律令。这位爷对商人的态度可算是皇帝中的奇葩。他曾明文规定，可以无理由的，直接逮捕那些不事生产，专门从事末业的商人……
但是明朝的商人，真就这么悲惨么？
并不是，而是从明面上，走向了灰黑色。
事实上，到了明朝中后期，商人阶层疯狂逆袭。各地着名商帮迅速崛起，商人势力如蝗虫般占领朝野，而朝廷对这些利益紧密勾结在一起的官商毫无办法。
官商勾结，最直接的路径是官商一体化。在明朝万历年间几乎到了『无官不商』的地步。东林党主要成员大多为中小商人家庭出身。与此同时，四分之三的进士、举人家族中有从商的背景。党争的背后，是无数大大小小的利益相争，而在这些党争之中，几乎所有官吏都在挖大明的墙角。
几乎。
毕竟总有些个别的，但这些个别的官吏，基本上是『不得好死』。
明朝后期一个『怪现象』是明朝不能加征农税以外的税收，否则必然会被东林党坚决反对，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，几乎是百分百成功的……
这样『爱民如子』的政策里面，蕴含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明朝的赋税，对于农业来说，太重了，可对于商业来说，几乎等同于没有。明代除了运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，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商业关税。在明朝大多数时候，全部工商杂税收加起来，岁入也就三百多万两，其中市舶税只有四万两。而在宋朝之时，这些商业税收就已经可以超过七千万贯，就算是按照官方汇率计算，也是七千万两白银了。
万历年间，在反矿监税使的『斗争』中，东林党人表现尤为突出，各级官员上书不断。这些东林党直接质问皇帝：『皇上爱珠玉，人亦爱温饱』。朝廷内阁以任职与否相威胁，入阁前就上书要求神宗撤回矿监税使，表示自己是『不言利，只言义』、『不与民争利，藏富于民』，所谓微言大义，成为了这些家伙掩盖自己龌龊最好的幌子。
可怜明朝末期政府口袋的钱本就不多，却还要遭受偷漏税的打击。偷税漏税行为甚至得到官员鼓励，他们认为只要征点东西可以交差就行了。一旦某位官员敢冒犯商人利益，他便成为众矢之的，成为与民争利的反面教材。那些上下齐手蛀空国家的官商们，甚至罔顾国家兴亡，盗卖军械物资，掏空储备粮仓……
这就是为什么要将资本和权柄放在阳光之下的原因，因为这两个家伙身上天生就带着各种霉菌和病毒，只要环境稍微阴暗潮湿一些，就会立刻霉变扩散。
关键是这种霉菌是不可能杀除的，即便是建造出一个小规模的无菌空间，但是只要一开门窗……
华夏王朝试图杀了几千年，都没能杀干净，所以定期晒晒太阳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
想要一劳永逸，表示什么怎么杀了那么多怎么还没干净的人，真心希望他也能一顿将一辈子的饭都吃了。
庞统向斐蓁解释，在长安三辅之中留下来的这些士族乡绅，豪强大户，其实大多数都是在西羌四十年当中『发家致富』的。像是范氏，陈氏，还有河东陇西的一些家伙，都是如此。
大汉原先打西羌，国家赔得底裤光，桓灵二帝沦落到要卖三公的程度，而对于西羌人来说，他们表示自己没得到任何的好处，对于大汉普通基层农夫来说，同样也是劳顿不堪，那么究竟那么多钱到了哪里去？
『天下之物，无一不可用，然其所用，未必得其正途也。』庞统说道，『钱财之所用，主公之法，如人之血脉也，骠骑钱通达之处，便是大汉血脉转运之所。如今关中三辅，经贸日益繁荣，然商税未见多增……呵呵，如此自然是血脉受阻，流转不畅了……』
荀攸也是点头说道：『韦氏已经招供，与范氏勾结……不仅是在骠骑之时，就连昔日西羌之事，亦是多有贪腐……虽说时过境迁，然罪岂可因时而免之？』
士族要捞钱，光士族一家子能捞多少？
还是需要通过各种白手套黑手套灰手套绿手套来做事情的……
韦端的手套系列之中，范氏无疑是大头。之前不显山不露水也很正常，谁见过在某个官宦倒台之前，自家手套先团灭的？也没有那个官吏倒霉了，那官吏的车夫还能继续逍遥的……
现在韦氏不保，当然也不可能让这些手套继续风光下去。
对于官商勾结的群体来说，什么样子的政治环境才是他们所喜欢的？
当然是喜欢一个监管不严、法律不完善的环境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他们才可能更容易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更多的利益。
但是又不能是极度混沌，毫无秩序的环境。
因为在那样的环境当中连他们自身都无法保全，就谈不上什么利益不利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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