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午一点半，区委常委和区人大、区政协两位主要领导，陆续走进常委会议室。进入初夏，大家都穿着短袖，有些领导脑满肥肠、精力旺盛、额头冒汗，进了常委会议室就喊热，为此，服务已经提早开启了空调。
按照作息表，下午上班时间是两点，由于四点左右市人大主任要过来调研，区人大主席潘德州要陪同，区长周其同也要参加座谈会，就把常委会提前了半小时。常务副区长田坎擦着额头上的汗，对潘德州开玩笑说：“潘主任，市人大吴主任四点左右才来，明摆着是要你请客了嘛！四点到这里，开个座谈会，再去一家企业，少说也得五点半。”潘德州说：“请客怕什么，今天周区长都在，我还怕没人埋单啊？”周其同说：“我们要得就是吴主任能留下来吃晚饭呢！平时想请也请不到。”
区委书记胡小英走进了会议室，一看有几个常委还没来，目光在在座几个常委身上转了一圈，静静地坐了下来，拿出手机，翻出通讯录，点了一下“梁健”的名字，等到电话通了，她又赶紧挂了。
刚才的动作几乎是下意识的，她无非想再打个电话问问梁健，有没什么变化，可以供她在常委会上作为提出让梁健恢复分管干部工作的最后砝码，。可她马上意识到，在常务会议室给梁健打电话是相当不妥当的，即便只是让在座的人看到她手机上闪着梁健的名字，也很不应该。
为此，胡小英赶紧挂了电话。为避免梁健回电话过来，她将电话调整为静音，放在了自己的左手边。她的右手边，坐西朝东第一个位置是区长周其同，她不想让他看到什么。
然而，周其同却略有察觉的，朝胡小英的手机瞥了眼，没有发现什么，也就把目光移开了。这时，其他几个常委也陆续进来了，会议时间到了。
胡小英主持会议：“先跟各位常委说明一下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惊涛同志下午四点要来我们长湖区调研，周区长和潘主任都要参加座谈会，会后还要去走一家企业，所以我们的常委会要赶在四点之前结束，为此提早了半个小时，辛苦大家一下。今天的会议，主要是研究两个问题：一是省文明城区创建问题，这个由区委宣传部和区街道办联合汇报；二是有关干部问题，由区委组织部来汇报。我们抓紧时间，现在进行第一个议题。”
区委宣传部分管文明城区创建工作的是副部长宋城，文明城区创建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，宋城将整个方案汇报了一下，就用了四十五分钟，接下去，区街道办主任又对一些具体工作做了些说明，又用了十五分钟，一个小时就过去了。事先，有关材料都已经提前一天发给了各位常委，可这些常委哪有空看，这项工作既不是主抓，就高高挂起了。但到了会场上就不一样了，知道这项工作虽然不是自己抓，但作为常委，在会议上，却一定要发表一些看法，否则就等于是没有行使常委的话语权，久而久之就会在常委会上失去话语权！
作为一个领导干部，除了话语权，细想想还有什么权力？领导干部都不具体操作事情，一天的事情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三个字：“说、走、坐”。说，就是讲话，传达上面精神，给下面提出工作要求；走，就是到分管的部门或地区走走看看，督促或者调研一下工作；坐，就是开会，听上级给自己开会，或者自己给别人开会。然而，三个字里，“走”和“坐”的同时，都必须“说”。“说”才是领导干部最需要注重的硬功夫，一些能说会道、不会做事的人能够提拔，一些塌实肯干但不善言辞的人只能做别人的垫脚石，这是现今官场的真实写照。
“说”，就是话语权。能官至区委常委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明白话语权的分量，因此都知道，在常委会上都必须讲，而且还必须讲出点道道来。既然要讲出点名堂，那就要研究材料。可这些材料各位常委都没看过，于是常委会也就变成了读材料的会议。
各部门秘书，都考虑到领导平时没空看材料，虽然提前发了材料给领导，可还是安排了职能部门的有关领导在常委会上把材料念一遍，至少可以让各位常委对内容有个了解，防止大家发表观点时，无的放矢、乱放一气。所以，研究问题的会议也就开得往往很长。
汇报结束之后，胡小英说：“今天时间有些紧张，请大家抓紧时间发表意见。”各位常委就按照排名从后到前开始发表意见了！
文明城区创建工作的所有材料，事先胡小英都已经翻看过，心里有数，她也与宣传部长诸茂沟通过，有些细节在会前就已经定下了调子，上会无非是在常委之间通通气，于是各位常委在说些什么，她也不太关心，她知道，这些常委在会前基本都没看过材料，发表的看法，也是东一句、西一句，无非是表达一个态度，没有实质性内容。胡小英瞥见自己的手机亮了一下，上面闪出了“梁健”的名字。
梁健果然打电话过来了。胡小英把电话摁灭，然后回复短信道：“刚才打错了，如果有新情况可以发短信过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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