始作俑者乃是富弼，为了使两府政令通畅，相互沟通，富弼于庆历年间上奏，让两府首相兼顾对方职位，以便互相查问。此举让吕夷简得力，提高了效率。要知道庆历数年战争，花费一亿多缗，许多劳力还是免费力役的，否则两亿缗都不够，那时国库空空如也，生生将那场战争费用支撑起来，固然有吕夷简之功，也有两府沟通简化之力。不但使吕夷简得益，还使郑朗得力，进一步完成了裁兵事宜。国家不打仗了，各就各位。
可两府就象两个磁石一样，不碰在一起没有关系，一碰在一起，必然有一些改变。因为权利的关系，西府必然向东府屈就。原来枢密院有一千多名员额，再度分化后，大半名额散落在两制、中书、台谏或者三司里，纠缠不清，第一个结果导致责任不明，进一步的冗政，第二个结果因为磁力的原因，被中书收拢。仅有一小半官员控制在西府。
富弼要求将它们理清楚，便于政令畅通，职责明确。
当然也有一部分私心，理清楚了，使这些官员一一重新归拢于西府，就有了与韩琦对抗的本钱。
但这个私心不是为他自己，而是为了国家。朝堂上必须有一支力量对韩琦进行掣肘。
韩琦对此无可奈何，宋朝的祖宗家法就是分化掣肘，富弼做得合乎情理，他无法阻止。不过对于韩琦也没有关系，讲理讲不过，可以来硬的。当然也需要一次契机。
机会到来。
今年赵曙治年号即政，西夏派使来贺，官称枢密，主持西北的程戡一听有些恍惚，你们西夏都称枢密了，还算不是算我们大宋的臣子。不准，改称领卢，领卢还是西夏枢密院官号，不是换成了党项语。这一换宋朝至少有一个台阶下，程戡处理得还是不错的。但就是这样，夏使吴宗仍怏怏不乐。吴宗到京后，想要佩鱼及仪物自从，延州派来的引伴使高宜禁止。两相发生争执，吴宗出语不逊，高宜也傲然回答。
吴宗气愤地在赐令殿门时又诉于押伴使张觐，赵曙诏令赴延州与高宜辨解，想要和稀泥。到了延州后，程戡派通判盘问，吴宗说：“引伴谓当用一百万兵，遂入贺兰穴，此何等语也。”
咱是好心来贺你们大宋新君即政，怎能说出这样的话呢？况且你们宋朝真能抽出一百万军队与我们西夏作战吗？
通判说道：“不是高宜想说这句话，而是你们当中有人说国主乃是少帝，先有因，后有果，就是失也失在你们的使人身上，不在引伴之责。”
你们让李谅祚从国主强行升级为少帝，高宜能不急吗？问清楚了，赵曙诏书李谅祚宜精择使人，勿令无辜生事。
不管怎么说，宋朝做得还是不错的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这才是两国交好之道。
关健中国人想法是这样的，这些野心勃勃的外夷能有这种想？。越是想示好，越是想化解，反而让对方产生错觉。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，一千年是这样，一千年后还是这样，居然没有人明白，一次次上演着。
赵曙想化解，李谅祚却产生误会，认为宋朝无人了，君王不及以前的君王，大臣不及以前的大臣，机会到来。
正好程戡去世。
这是一个能吏，能文能武，在西北虽不及狄青，可一直相安无事，而且很好地执行了郑朗策略。程戡去世，李谅祚看到机会，以宋朝慢怠使臣为名，召集十万军队分兵攻入诸州，你们宋朝能不能召一百万军直捣贺兰山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能立聚十万兵。两国久未战，宋军猝不及防之下，数千弓箭手与乡兵被击杀，掠人畜以万计，返回西夏。
烽火再起。
韩琦却看到一个很好的机会，随后上书，于陕西各州，除临近京畿很近的陕虢二州以防有变外，其他各州府一律三丁刺一，使乡丁变成乡勇，然后在脸上刺字。
宋朝兵士是要刺字的，以防逃跑。还有一个，就是罪犯，刺字充军，这个充军不是变成兵士，而是在牢城里做苦活。长久后，再加上军队战斗力下降，待遇多方苛薄，渐渐百姓当兵为耻之，再加上罪犯刺字充军。人人以脸上有字为耻。
若是真当了兵，还有一些兵饷，情有可愿。关健是乡勇，什么都没有，还不及以京畿为中心的保丁，一旦近十六万乡勇刺字后，会造成什么反响？这个韩琦不管的，他要的就是重新侵犯西府权利。
到了这一步，富弼一颗心完全冷了下来。(未完待续。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，欢迎您来起点（qidian.com）投推荐票、月票，您的支持，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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