尹洙于败后做过两篇文章，一曰《闵忠》一曰《辨诬》，主要讲的是什么，好水川一役中的英雄耿傅作为文官，没有军事责任也死在战场上，他与韩琦相近，思想也相近，认为死得不值，这才写了这两篇文章，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，思想观点是否正确不提，两篇文章写得还是蛮好的。
董士廉便用这个借口来攻击尹洙，说闵字只有皇帝才可以写，你一个小小的尹洙有什么资格用这个闵字？朝廷也没有追责好水川之败，没有心病，你辨什么？
起了一些作用，但不大，因为到了赵祯哪里压住不报。
看得十分清楚，董士廉这小子大约被打过，心里面不服气，于是报复。
韩琦与尹洙巡视好水川岂不是很正常？作为统帅，巡视下辖各地，难道就一定非在这里做为主战场？若是作为主战场，当时泾原路又不是没有兵力，且任福坚持一天一夜，为何没有其他军队前去支援？
至于文章，更不会当真，文人骚客，发发牢骚更正常，难道因为杜甫写了一句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，就要将他抓进大牢？
但也没有责怪，尹洙做得是过份一点，不但将士大夫关进大牢，还用了刑具，再说刘沪虽是武将，同样也出身名门，他哥哥刘涣曾冒死上书请求章献太后还政于自己。赵祯对此事记忆犹新。
于是沉默不言。
他一沉默，下面的人更乱。
不但有老大之争，还有刑法一案，当年郭氏案，刘涣与是孔道辅与范仲淹手下的得力大将，爱屋及乌，范仲淹对刘沪一直很赏识，再有士大夫入狱受刑一事，终于掀起喧哗。
范仲淹连上数奏，近闻岊枷禁沪等奏来，以为边将不和，用兵大患，且张岊刘沪皆是可惜之人，事体须要两全，利害最难处置，臣闻水洛城自曹玮以来，心知其利，患于难得，未暇经营……然后密谕沪曰，汝违大将指挥，自合有罪，朝廷以汝于水洛展效，望汝成功，故谕岊赦汝，责汝卒事自赎……如此，则水洛城可成，蕃户之恩信不失，边将立事者不懈，大将之威不挫。
水洛城修筑是对的，刘沪违命略有小错，对错大家各打五十板子，谁让他是老大呢，并且将尹洙的责任遮隐，推于张岊身上。历史上更好推，推于狄青，与狄青、张岊有何干系，即便他们说了一些话，作为武将，能有什么影响？
但他还没有弄明白这次事件的性质，若是仅针对郑戬与尹洙的争执，他与韩琦双方出面调解，事情也就能平息。
关健谁适合来做君子党的这个大哥大！
事情越闹越大，再上一奏，这次言语比上次要激烈一点，刘董二人受四路都部署节制，往修水洛城，非是二人擅自行动，四路罢后，本路部署抽回军马，即合罢修，不合坚执拒抗。臣以为非有他意，不忍城寨中途而废，故以死拒抗，一面兴修，意望成功，亦求免罪。况刘沪乃沿边有名将佐，最有战功，国家当爱惜，不可轻弃。张岊因怒辄行军法，则边上将佐，必皆衔冤，国家负此有劳之臣，人人解体，谁肯竭力任边事？董士廉是京官，即非将佐，亦将一例枷锁。乃张岊是粗人，不知朝廷事理，万一被戳，家中骨肉必诉于阙下。应让中使乘驿往彼，委鱼周询、周惟德取沪罪闻，送邠州拘管，听候朝旨，一则惜得二人，不至因公被戳，二则惜得张岊、尹洙，免被二家骨肉喊冤。
依然在替尹洙留下一点面子，已经含蓄的将他名字点出来。
说得很紧急，不能让刘董呆在渭州，弄不好能让尹洙给做掉了。
欧阳修反应过来，自己原来那一炮轰错了对象，急转弯，上奏道，臣听说鱼周询近有奏来，水洛蕃族见张岊枷取刘沪，因致惊骚，足验刘沪能恩信服彼一方。朝廷必知水洛为利不能废之，更非沪守之不可。可沪与张岊、尹洙已立同异，难使共事。臣以为必不得己，宁移尹洙，不可移沪。利害有三，文武常以类分，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，若二方相争，那怕是武人理曲，武人亦不肯服。今沪与洙争，沪实有功其理不曲，若曲罪刘沪，则边武臣尽皆怨怒（武将天堂来了？）。二害自有西事以来，朝廷擢用边将极多，能立二功效者绝少，惟范仲淹筑大顺城，种世衡筑青涧城，沪筑水洛城。其中沪最为艰辛，是功不在二人之下。（刘沪何德何能，功劳能赶上范仲淹与种世衡）今曲加轻沮，今后武臣不肯为朝廷作事。三害沪若不在水洛城，蕃族筑他人不能绥抚，别致生事，则今后边防永不能招蕃部。（只要瞎毡不公开反，这些蕃部当真敢跳上天？）
余靖又说虽说必须遵从军法，但刘沪修城堡自有利害，与临阵逗留不可同论，朝廷应当切责其罪，再推恩恕之，使其城守，责以后效。也就是批评一顿，城照筑，沪照守。
郑戬不客气，直接说尹洙，使张岊捉刘沪与董士廉，枷项送狱，称洙累令停修水洛城，不受节制。这是因为臣昨移永兴军，下令兴修，已移文报洙。但洙闻城既已筑就，又闻朝廷派中使定夺，更难以利害自陈，便图陷沪等。一旦用兵，擒胁下狱，必恐汉蕃人民惊溃，互相仇杀，别生边患，惟深察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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