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艳丽说：
“给好的待遇，员工就一定会好好工作吗？事实并非如此。我所在的一个轮班三四百人，不服管理的、吊儿郎当的、偷懒耍滑的、打架斗殴的、玩忽职守的等落后员工多了去了。”
“那时厂区的厕所经常堵塞，都是有人拿棉纱刷饭盒、用棉布当草纸和卫生巾后，扔进下水道和马桶造成的。为躲避质量检查，有人把成匹的布剪断扔到房顶上.....”
“厂里澡堂规模很大，淋浴头有几十个，职工免费洗浴，经常有人洗完澡不关闭水阀，任水哗哗地流......有人去职工医院看病，想开啥药开啥药，吃不完就扔掉，甚至拿回老家让生病的家禽家畜吃。”
“那时用人成本太高，比如小病大养和泡病号的人很多。有一个职工为蹭病假条，腋窝夹一个烤红薯.....”
“夹烤红薯干嘛？”王博不解地问。
“这个员工去厂医院看病，”张艳丽说：“把体温计插进烤红薯里，医生误以为他发高烧给他开病假条。你想不到吧？”
“是的，这么奇葩？”
“这样的种种浪费，”张艳丽说：“加一起相当于我们那家万人企业，一年中有三十多天没有生产！”
“这么严重？”
“那时候，”张艳丽说：
“也没少组织员工开会学习，下了班我经常家访谈心，慰问困难员工。另外，从厂党高官到车间书记和轮班书记，还有厂宣传部、团委、文明办等，都是脱产专职做思想工作的。”
“厂里还有工会组织，专门维护员工权益，还对困难家庭给予救助。”
“有一年按照上级要求，全厂分批分期进行了“基本国情和基本路线”的教育，每批每期全脱产15天，历时一年多，才把全厂七千多名35岁以下青年员工培训完。中州市另外六家纺织厂也都进行了同样的培训。”
“效果如何？”王博问。
张艳丽鼻子哼了一声，轻蔑地说：
“没有一点效果，甚至在课堂上员工和讲课的党委副书记干上了。有人说书记别给我们讲大道理，我就问问为啥上个月奖金这么低，书记说因为你们没有干好.....”
“课堂立马炸了锅，有人把发的作业本撕下来做飞机扔到讲台上，有人敲桌子砸板凳，课就根本上不下去了。”
“现在想想那时的培训和几乎所有的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内耗，是对人力、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。其实管理沒那么复杂，只要管理者对下属有处罚开除的权利，奖罚分明，不需要太多的思想政治工作。”
“现在我妹妹在管理上的简单粗暴，我是支持的。当然她不应该天天把简单粗暴这四个字挂嘴上，只做不说就是了。顿了顿说你也要对她多理解。”
“多理解？”王博没听明白。
“老板压力大，”张艳丽说：“老板想的最多的是让企业如何活下去，竞争太激烈了。打个比方，你现在背二十公斤的东西，出去跑二十公里回来，给我讲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心平气和了，老板每天何止是背二十斤的东西跑二十公里？所以她好发脾气.....”
王博想说什么，张张嘴没说出来。
张艳丽说：
“这些年咱们国家有一项工作著有成效，就是治理酒驾，谁开车喝酒了就是拘留，要是靠讲道理等教育，搞三十年也达不到现在收到的效果。所以管理企业也要像治理酒驾，一定要严格。”
“以上谈了这么多，春节前不发工资，我还是同意的。企业并没有做错什么，原来工资发放日都是每月的20号，今年这一天恰是大年初一，自然顺延到春节后。”
“有时候管理不能太顺着员工，谁受不了就走人，你不干有的是人干，凡留下的，都是适应我们的。队伍就应该这样带！”
王博感觉让这姐妹俩春节前给员工发工资，是说服不了了。但又不服气，还想较较真，就说：
“南建老师给我们描绘的那时国营企业，却很美好，人都很纯真，没有贫富悬殊，工人和领导干部分配的住房面积差不多。”
“的确是这样，”张艳丽说：
“那时国营企业人与人之间的确很平等，但就是没有效率，这是最要命的。南建老师有点书生气，他从来没有在基层带过兵，不了解人性真有恶的一面。他先后在团委、宣传部工作，以后又去职工学校教书。”
“从前我们在一个厂就认识，总觉得他是一个理想化的人。他在宣传部时，还组织过工人业余学哲学小组，现在想想就很可笑。”
“他一个大男人，还有爱哭的毛病，厂里包场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，演完了他竟哭的站不起来........一次看《哈姆雷特》，他大段大段地背诵电影里的台词，把那句生存和死亡是一个问题，常常挂在嘴上。”
“那时他乘公交车，自己有坐位一定会让给老人或孕妇，自己没有坐位，一定会请有坐位的年轻人让座，还会叫坐下来的老人或孕妇说声谢谢！人家不说谢谢，他会不愿意.....”
“那时的人不会说谢谢吗？”王博问。
张艳丽说：“大多数人不会说谢谢和你好这些礼貌用语，要不就搞“五讲四美”呢。”
“如果真像他给你们描绘的国营企业如何好，我厂和另外六家同等规模的国营纺织企业，就不会倒闭和破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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